“九旬院士”叶叔华:天文是一辈子的浪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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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8

叶叔华院士前往上海天文台办公室(3月18日摄)。

记者张建松摄  在一年一度的上海科技节,有一项向科学家致敬、表达对科学家精神尊崇与弘扬的传统节目——“科学家走红毯”。 今年,我国首位女天文台台长、94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手捧鲜花,精神矍铄、微笑慈祥地第一个走上了红毯。   面对受到明星般的夹道欢迎,叶叔华说:“今天是我第一次走红毯,有点紧张。 但看到这么多年轻人,真的很开心。 我要趁着还能走得动,为中国科技再多做点事!”  自从1951年进入上海天文台,在长达70年的时间里,叶叔华用天文承载浪漫,用实干诠释初心,至今仍在每天工作。 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共用的“北京时间”,在她的主持下诞生。 宇宙中,有一颗小行星是以她的名字命名。

  她还是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开创性地提出建设中国甚长基线射电干涉测量网(VLBI),倡导并建成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推动我国成为世界最大望远镜列阵(SKA)的创始国,推动上海建设SKA数据中心。   32岁挑起建立中国世界时系统的重担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叶叔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51年11月19日她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现上海天文台)第一天报到的情景。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徐家汇观象台还处于军管状态,大门紧闭。 我过去拍了拍门,只听见里面有人大声问:谁?干什么的?我回答是来报到参加工作的。 然后门缝一开,一个带着刺刀的枪就伸了出来,真的吓了我一大跳。

不过解放军虽然管得严,但报到还是挺顺利的。

”叶叔华说。   徐家汇观象台由法国传教士建立,早在1844年就开始了天文测时和报时工作,是我国最早开展近代授时工作的天文台。 叶叔华进入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份工作是观测恒星,计算恒星时,作为上海天文台发播时间的依据。

以后,她又根据前后三个月的观测,定出发播时号的误差,再把结果寄给国际时间局,参加全球合作。

  测时是一项枯燥细致的工作。

观测者需要一边操作中星仪目不转睛地跟踪恒星,一边需要记录,跟星的好坏直接影响了观测精度。 中星仪是一个庞大的设备,身材娇小的叶叔华操作起来十分困难,于是她加了一块木板,站在上面跟踪观测恒星,无论寒暑、一丝不苟。

当年的办公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地方吃饭,她就把报废的汽油桶当成餐桌,在上面吃午饭。

  筚路蓝缕的艰苦生活,并没有阻挡叶叔华追求天文科学的热情。

有一次,国际时间局来信询问:为什么徐家汇的测时结果每个月都有波动?带着这个疑问,叶叔华逐步检查计算步骤,最后发现原来是一个修正值没有加进去。

以前,大家觉得数值较小,未加以考虑。

后来随着观测精度提高,加不加就有影响了。

这个修正值,20多年都没有人注意到,细心的叶叔华从这些枯燥的数字背后,逐渐领悟到科学研究的真谛。

  “钦若昊天,敬授民时”。

古今中外,对时间精确、统一的度量是一个国家头等大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高精度的授时工作有迫切需求,尤其是测绘部门。

因为当时全国仅有三分之一的面积进行过精度较低的测量,而且成果质量参差不齐,测绘基准不统一,致使许多省与省之间的地形图都不能拼接。

  高精度的测绘工作需要高精度的“时号”。 当年我国主要使用苏联时号,中苏两国面积都很广阔,如此远距离接收苏联时号很不稳定,测绘部门迫切希望能用上中国自己发播的时号。 在国家需求推动下,徐家汇观象台购置了仪器、增添了人手,授时工作有了很大提高,但一时还是满足不了需求。   1955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测绘部门人员将苏联与徐家汇时号改正数得出的精度结果进行了逐项比对,结果还是苏联的改正数比较好。

相关负责人心里急了,忍不住大声说:“测绘界不会使用徐家汇公布的数据的,不用你们的结果还好,用了你们的结果,反而把我们的工作搞坏了。 ”  叶叔华听到这番话,心里既委屈又难堪,也更加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

不服输的她暗下决心,决不能做得比苏联差。 她和同事们一起昼夜奋斗,不断在测时、收时和播时工作中进行改进,使徐家汇发播的时号稳定度(精确度)不断提高。   1957年,中科院数理化学部专门在上海召开授时工作会议进行鉴定,结果认为徐家汇发播的BPV时号精确度好于正负秒,已满足国内大地测量、航海、航空、工矿等各界进行测绘的需要。

但还需要在中西部建立新的授时台,以满足全国各地都能收到播时讯号。

此外,还需要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时系统,不再依靠国际时间局或苏联的时间系统。

  1958年,32岁的叶叔华挑起了建立中国世界时系统的重担。 由于当时中国测时台站的数量与国际时间局和苏联系统相差太远,叶叔华采取一种独辟蹊径的数据处理方法,解决了技术难题。

  此后,在全国5个天文台的通力合作下,1965年上海天文台主持的“综合时号改正数”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

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我国的综合世界时的精确度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66年初,正式作为我国的世界时基准向全国发送,这就是后来的“北京时间”。   回忆起那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叶叔华感慨地说:“刚开始并不完全理解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搞自己的时间标准,但从长远看,这项决策非常英明。 一项事业会改变人的初衷,兴趣也是可以改变和培养的,关键在于你真正了解事业的意义所在。

然后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勉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